对于城市的公共空间来说，建筑文化需要以更加抽象的“物化”方式呈现。城市建筑作为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，它的形式特征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化而来的，承载着城市的历史、族群和习俗等复杂社会因素。我们认为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固然可能会经历形制的更替或风格的演变，但是传统建筑形式的原型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，是能够以一种精神性的“集体无意识”存留下来的，因此它具有永久的文化价值，并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。

意大利建筑理论家阿尔多·罗西提出了城市“纪念物”的概念：作为不断演变的城市中相对不变的要素，城市纪念物往往是核心的公共空间，处于城市的节点位置，容纳重要的城市事件。罗西认为，纪念物可以超越经济规律，成为比一般建筑更长久的存在。他强调对于城市来说时间延续性的重要作用，即使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功能会随之改变或消逝，但是城市纪念物的空间和形式将存在下去，承载着城市居民历史上的生活记忆和行为痕迹，建构出集体的认同感。城市纪念物不只是创造出自身的空间和场所，从建成那一刻起，就负有将历史带入未来的责任。通过构筑抽象的精神，集聚空间的记忆性和归属感。

因此，建筑文化的内在价值，只有通过外在形式的“物化”才能显现，建筑创作正是使它显现出来的必要途径。从文化的认知、理解到呈现，建筑文化的“物化”在创作中需要经历思维不断深化和跃升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去表现建筑文化，而是同时融入了创造新价值的能动性。在建筑文化的“物化”过程中，建筑师承担了行为主体的核心角色，肩负着表达传统文化并回应当代文化的重要责任。

建筑文化是人类从事建造活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，凝聚着人类对于社会习俗、意识形态、伦理道德和技术水平的整体认知。建筑物既是建筑文化的载体，又超出了建筑的范畴，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“场所”而存在。不同于其他，建筑文化并不是纯粹的精神产物，而是与它的物质载体密不可分。

纪念物的形式就这样成功跨越了时间，传递着城市文化的核心秘密，在城市的变迁中存留下了文化的基因。

通过以上对纪念物的一系列探索，建筑被塑造为凝聚文化共识的场所，其本身成了最大的城市文化展示品，成为多层级文化圈层的抽象体现与表征。对建筑空间的体验，也成了文化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是建筑作为文化载体的最佳注解。

我们讨论建筑文化的议题，是在当下从增量发展到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下。在过去几十年，我国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，城市面貌在增量建设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但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城市建筑欠缺特色的问题。这些现象的发生，源于我们在一些时候把建筑创作视为简单的产品制造，导致一些地方的都市景观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拼贴感，最终使得具有精神传承意义的当代建筑文化无法有效建立。

图3资料图片

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土木楼，可以视为一个穿越时间，凝聚集体情感的“纪念物”。对于哈工大建筑学院的学子来说，这幢延续百余年的建筑是记忆中不灭的精神家园。土木楼是四面围合的方院建筑群，是在百年间经历过多次增建而形成的完整庭院：从1906年新艺术风格的俄国领事馆，1920年建校的老校舍，1926年扩建的礼堂，到1953年由苏联专家彼得·斯维利多夫教授设计的古典复兴风格主楼，土木楼的方院格局基本成型。土木楼的设计并不是简单满足功能的教学空间，从早期建设就体现出了城市纪念物的气质，风格雄浑刚健中不失典雅。

建筑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，可谓在当地语境下探讨建筑创作的范例。建筑选址毗邻苏州古城区的忠王府和拙政园，如何处理新建筑与传统建筑的关系是设计的关键。贝先生的设计，充分考虑和尊重区域中的历史建筑，采用地面一层和地下一层的展厅为主要体量，严格控制建筑的高度，尽量不使博物馆建筑对环境产生压迫感。从空间的组织方式上，贝聿铭先生摒弃了大空间组合的传统博物馆空间，采用庭院为核心的建筑格局。苏州博物馆延续了苏州传统宅院中内外交融的处理手法，以内向的自然塑造静谧内敛的观展体验。虽然没有复制传统园林的造园手法，但是庭院中的小桥、静水和凉亭都体现了苏州文化的精神内涵。特别是在拙政园的院墙下采用片状的假山剪影层叠组合，形成山水画的意象（图4）。这种手法在传统园林中并不存在，贝先生通过相对现代的立体构成方式来实现传统意境的转译表达。建筑形象的塑造既有传统坡屋顶民居的抽象，也有现代意识的几何操作。形态的处理绝不拘泥于建筑样式的简单模仿与继承，而是明确地采用了现代的建筑材料和语言。错落有致的坡屋顶组合和苏州古城丰富的屋顶构成肌理融为一体，又在材料的对比中体现出时空的跨越和相得益彰的意趣。这样的空间组织和形态处理体现了对苏州建筑文化的挖掘演绎，中国的人文传统在建筑中得以延续和弘扬。